《百年天安門》這本攝影集，以照片書寫中國百年的歷史。 1911那一年之前，那一年之後，有意無意所攝取的一張張黑白與彩色的照片，如泣如歌，生動而形象化地演繹了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現代中國的大故事。這個故事所講的不是中華帝國的朝代輪替，而是中國古老文明的大劇變，由一個傳統型的文明向一個現代型的文明轉型。

《百年天安門》的第一年（ 1911年），是辛亥革命發生的一年，故《百年天安門》的故事與百年共和之路是同步展開的。 1911年辛亥武昌首義是中國現代史上標誌性的一年。這一年，標誌了二千年帝制的結束，也標誌了共和的誕生。辛亥革命是中國現代化運動中政治現代化的開端。辛亥革命也開啟了百年動亂相尋、曲折坎坷的共和不歸之路。

辛亥武昌首義是孫中山於 1894年成立興中會以來，他的反清、反帝國主義、反專制革命的最後一役。此前，革命起義數起，均失敗不果，辛亥一役，一舉成事。 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新軍工程營士兵舉槍發難，各標營繼起。 11日，革命軍佔領總督署，首義成功，成立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武昌起義的勝利，引發全國連鎖反應，至 11月底，全國宣告獨立，脫離清政府者有十四省。 12月 2日，各省代表公議決定以南京為中央臨時政府所在地，孫中山於 25日自海外歸國，並被選舉為臨時大總統。 1912年元旦，孫中山正式宣告中華民國誕生。

孫中山革命路順應民心
孫中山的革命，有破亦有立，所破者為帝制（君主專制），所立者為共和（民主共和）。帝制破，皇帝沒有了，二千年來，皇權統治天下的認受性是落在受命於天的天子身上的，皇帝是天之子，因此，歷朝歷代的天下是一姓一家的「家天下」，辛亥革命，皇帝去位，這是變天。「家天下」由此變為「公天下」，天下之天下，孫中山形象地說是「四萬萬人做皇帝」。從帝制到共和就是從君權時代到民權時代，孫中山的共和革命的道路是順應民心，也是順應世界的政治潮流的。

滿清皇朝之覆亡，故因武昌之首義，但清皇朝之所以亡，蓋有其遠因與近因。從遠因說，自從鴉片戰爭（ 1839年至 1842年），甲午（中日）戰爭（ 1894年至 1895年），再到庚子義和團引發的八國聯軍之禍（ 1899年至 1900年），清廷喪權辱國，一敗再敗，一誤再誤，國已不國，命懸一線。清皇朝實已失去天命人心了。從近因說， 1911年這一年的 4月有革命黨人黃興領導的廣州黃花崗起義，碧血黃花，革命烈士（如林覺民）雖九死而無悔的精神，感動與震撼了中國的新知識層與市民。是年 5月又爆發因反對鐵路國有化的「保路運動」，聲勢激烈，不啻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最不可恕者，就是在黃花崗起義的同一月，滿人親貴還搞出個連慈禧（ 1908年死）都不會同意的「皇族內閣」，滿人這種私心自用的「假立憲」，使得主張君主立憲的改革派寒心失望，不少因之轉而投向孫中山的革命黨陣營。武昌首義時，十四省響應獨立者，許多就是立憲派的人士。故辛亥首義之成事，雖似偶發，蓋亦絕非偶然。晚清之時，中國救亡圖強的精英分子走的兩條路線，一是康梁、張之洞、袁世凱等體制內的君主立憲的改革之路；一是孫中山領導的體制外的革命共和之路。最後，歷史是選擇了革命共和。

1925年孫中山逝世，靈柩放天安門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

1912年，中華民國誕生，顯然是個早產的嬰兒。沒有皇帝的中國，名義上是共和了，民國了，但共和的權威（ authority）卻沒有樹立（權威不等同於權力（ power），是指一種有正當性、認受性的權力），共和的新秩序也因此無由建立，這就出現了「權威危機」。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初立時，全國局勢未能大定，清帝溥儀仍在位，孫中山與其時全國最有實力的袁世凱達成諒解，袁世凱如能勸清帝退位，避免革命進一步之血災，即自願讓總統之大位予袁氏。 1912年 2月 12日，天安門舉行了最後一次「頒詔」儀式，隆裕太后頒佈了宣統帝溥儀退位之詔書，皇權自此謝幕。孫中山依諾辭位，他任臨時大總統實際上只有一個半月。他的天下為公的革命襟懷，表露無遺。翌年 10月 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大總統。時有譽之為「中國第一華盛頓」者。天安門於 1912年與 1913年先後見證了帝制退出歷史舞台與共和之走上歷史舞台，但共和是早產兒，當時的社會文化的氣候，並不利於共和秩序的建立，民主、自由的理念不止與國人的生活很遠，即使政治人也少有真切的認識與認同。袁世凱素有能臣之稱，他是新軍之建造者，是繼洋務自強運動以來，在軍事現代化上綽有成績，但他絕不是「中國第一華盛頓」，他對共和沒有承諾。袁氏的政治顧問，美國政治學會第一任會長古德諾（ F.J.Goodnow）也認為中國其時並無實行民主之條件。 1915年 12月 11日，袁世凱廢除民國，恢復帝制，稱洪憲元年。袁氏稱帝，立即招來革命黨人「二次革命」的討伐。民國初年，共和之條件雖不充足，但公然恢復帝政，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旋踵，帝夢破碎。 1916年 6月，袁世凱死。但再一年（ 1917年 1月）張勛的辮子軍又搞了一場復辟，改元「宣統九年」。又一次在天安門廣場升起大清龍旗； 1917年 7月 12日，段祺瑞發兵討逆，辮子軍潰敗，溥儀又一次退位。復辟之戲，前後十二天。如果袁世凱之稱帝是共和之悲劇，張勛之復辟便是共和之滑稽鬧劇了。

自袁世凱 1916年之死到蔣介石 1928年北伐統一，中國的政治進入一個四分五裂軍閥割據的年代。這個年代裏，皇帝沒有了，而共和的權威又未能樹立起來，神州大地是成十上百的大小軍閥，靠槍杆子，靠赤裸裸的武力建立的「威權」政治（ authoritarianism）。這種威權政治是中國共和之路上出現的「強人政治」，他們分治一大片，一小片的土地，形成了中國政治的碎片化，北洋政府的中央權力虛弱無力。西方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插手全國性如海關、銀行等公共事業，並直接治理通商口岸的城市（如上海、天津），這反映的是中國「半殖民地」的狀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北洋政府是站在協約國一方的， 1918年 11月 14日，北京天安門前有政府召開的「慶祝協約國戰勝大會」，但巴黎和會卻把德國在 1914年奪取的山東特權轉交給了日本，而此又是基於北洋政府與日本的秘約，這就爆發了 1919年 5月 4日天安門前三千學生的抗議示威。以「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掀動了全國性的反應，此即是「五四愛國運動」，是中國現代的民族主義的重大發展，而此又激發了維新救亡圖強運動以來新的更深層的文化思想上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揭櫫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在一定意義上，是對辛亥共和革命以及晚清新政（特別是 1905年「廢科舉，設學校」）的回應與擴大深化。新文化運動是百年現代化運動中的一個重大里程碑，在中國文明轉型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事實上，在軍閥割據的「弱國家」時期，中國社會，尤其是西方管治的通商口岸城市，工商業、教育（特別是大學）、媒體、文化、城市建設各方面都有可觀的發展，或許正由於社會的發展，一種要求國家統一獨立與進步的聲音越來越高。

1945年天安門城樓首次掛上蔣介石像。

日本侵華中斷中國進程
1919年之後幾年，天安門廣場連續有反帝國主義的示威活動。 1925、 1926兩年，反帝國主義的聲音更達到高潮。值得注意的是， 1949年後主導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是在 1921年成立的，但在三十、四十年代中國政治的視線是在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在 1923年的廣州，得蘇聯之助，把國民黨重組為一列寧式的革命政黨，並建黃埔軍校，以蔣介石為校長，培育新時代的革命軍人，自此國民黨有了自己的軍隊。 1924年 10月，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了直系軍閥在北京之統治，電請孫中山到北京共商國是。孫中山為結束清室覆滅後長期內戰的局面，於 12月 31日扶病入京，各界群眾在天安門前舉行歡迎儀式。 1925年 3月 12日，孫中山病逝， 19日孫中山靈柩由協和醫院移至天安門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北京各界群眾在天安門恭送。靈柩被安放在社稷壇內之靈堂正中，上懸環繞素紙花的孫中山像及「有志竟成」匾。兩旁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聯。孫中山一生獻身革命，他眼見帝制之結束，民國之創立，應感快慰。但病逝之時，國家分裂，內亂不已，共和之秩序遠未建立。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也未廢除，故中山先生是齎志以歿的。

孫中山死後，以中山之信徒自詡的蔣介石於 1926年展開北伐之軍事行動，旨在掃蕩軍閥，統一中國，與消除列強在中國之特權。 1928年，北伐大抵告定， 6月 21日，北京改名北平； 7月 7日，七萬人在天安門前舉行北伐勝利祝捷大會； 8月 24日，天安門懸掛孫中山畫像，這是天安門首次掛上個人畫像，蔣介石也因此以國家英雄姿態走上中國政治舞台。

1928年，蔣介石定都南京，依孫中山之五權憲法，建立了五院制的國家行政體系，並推動多領域的現代化工作，同時，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復國家主權。當時國民黨確是中國的希望所寄，但國民黨一旦坐了天下，國民黨人的改革意識與熱情消蝕了，黨政機構的官僚主義與爭權逐利的風氣，蔣介石自己就嚴厲地批評過，但蔣介石真正在意的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 1931年，日本奪取了東三省，這使他相信中國必須充實軍力，方足以禦外。同時，他意識到國內中國共產黨坐大的潛在危機，他甚至視剿共比抗日更具優先性。蔣氏的統治形態，基於革命黨是建國者，也必然是治國者的邏輯，所以建立的是一個「黨國」形態。惟蔣介石面對內憂外患，更感到軍力是權力的最大依靠，所以在國民政府，除五院之外，更設有軍事委員會，而蔣自任委員長。蔣介石是國府主席，國民黨總裁，但自 1928年到 1949年，國內外多以委員長身份稱之。

孫中山的政治發展理論有軍政、訓政與憲政的三階段論，蔣介石在 1949年之前，實施的軍政與訓政是一種獨裁式的威權政治。憲政民主的建立是國民黨於 1949年退守台灣以後的事。

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之所以長期處於軍政形態，當然與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有關，從 1931年至 1937年再到 1945年，國民政府的一舉一動幾乎都是肆應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步伐而定的，日本之侵華戰爭嚴重地扭曲甚至中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日本傷害中國之深是難以言喻的。

蔣介石在抗日八年戰爭中，證明他是一個堅忍不拔、萬死不辭的愛國者，抗日勝利之日，他又一次以國家英雄的姿態出現在國人面前。 1945年 12月 3日，蔣介石到北平，天安門掛上了蔣介石的畫像，這是蔣介石政治生涯的巔峯。自此之後，他的身影從天安門的視線中漸行漸遠， 1949年後在大陸就消失了。

1949年 2月 12日，天安門城樓舉行「慶祝北平解放大會」，二十萬市民參加大會。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掛上了毛澤東像。 10月 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廣場上冉冉升起。從此，中國共產黨從打天下，變成坐天下，毛澤東更是指點江山，身主浮沉。

中國共產黨成立於 1921年，政治上，那是軍閥割據的年代；思想上，那是新文化運動波浪洶湧的年代。當其時，馬克思主義通過俄國列寧 1917年的革命傳入中國，知識界精英李大釗、陳獨秀深為之吸引，後來皆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創始人。必須注意，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自始就是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中國共產黨也自始就是受國際共產組織蘇維埃指揮與支持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與孫中山的革命在反帝國主義上是一致的，所以，在蘇維埃的調停下，國民黨與共產黨在共同抗日上有過所謂「聯合陣線」的合作，兩個黨的組織，也都有列寧式革命政黨的性格，但國共兩黨在根本上是對立的，二者的目的都在掌奪國家的主政權。在形勢上，國民黨在朝，共產黨在野。三十年代，共產黨不成氣候，莫斯科的黨領導堅持城市工人革命之策略，徹底失敗。

1949年 2月 12日，天安門城樓首次掛上毛澤東像。

長征是一次革命的洗禮
莫斯科派到中國的代表鮑羅廷就指出，中國根本沒有無產階級工人隊伍，毛澤東的動員農民，以鄉村包圍城市的社會革命策略漸漸成為中共黨人的共識。 1933年，中共中央不得不從上海移往江西。在國民黨的進剿下，中共在 1934年為尋找中國邊陲的革命基地，開始了著名的由毛澤東、周恩來領導的十萬紅軍的「長征」（一年後抵達陝西，只剩下 4,000人），長征是一個奇蹟，長征也是一次革命的洗禮，而毛澤東也在長征中冒起，成為日漸被中外報道擁有奇里斯瑪（ charisma）的一顆政治紅星。誠然，史者有謂，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如果不是日本 1937年的侵華戰爭，在陝西延安的毛澤東與中共都極可能被摧毀了。但歷史沒有如果，事實上，從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到 1945年日本投降的八年中，中共的力量是大大增加了，黨員從四萬人增至一百二十萬，軍人從九萬增至九十萬。相反的，國民黨在八年抗戰中，犧牲慘重，元氣大傷，所以在日本戰敗後， 1945年 10月，經美國赫里（ P.J. Harley）的調解，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會見，商談聯合政府事宜，其時毛澤東所擁有的軍力已可以與蔣介石分庭抗禮了。像以前國共的和解一樣，這一次也迅速破裂，內戰再起。此其時，國民黨的軍隊雖是勝利之師，卻也是疲憊之師，中國人打中國人，剿共畢竟與抗日不同，國民黨軍隊雖有美國之支援，但在政治戰與心理戰上，完全處於劣勢。學生、知識分子即使不傾向共產黨，也對國民黨失望，加之勝利後，官員貪污，綱紀敗壞，而經濟處理失誤，通貨膨脹幾至失控，民心軍心快速流失，國民黨軍隊或一戰而潰，或不戰而敗，長江天塹也阻止不了共軍之南渡。 1949年，蔣介石倉皇離廟，撤退台灣，想不到的是，蔣介石在海隅一島，竟然還有第二次近三十年的政治生命，八十年代，在蔣經國手上台灣經濟起飛，國民黨自我改革，還政於民，實施憲政，在中國的一塊海上土地上實現了孫中山百年共和之夢！不過，這些是發生在天安門城樓視線之外了。

中國共產黨在 1949年創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在一定意義上，它代表的不是共和民主的勝利，而是共產主義革命的勝利。在共產黨人的字典中，民主、自由是資產階級的形式的東西。共產主義革命成功的國家，實行的必是無產階級專政，而黨為無產階級先鋒隊，所以必然是黨專政，這是蘇聯的統治形態，也是中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形態。二戰後，在中西冷戰時期，毛澤東就主張向蘇聯「一面倒」，認同斯大林在蘇維埃的領導地位。 1950年 10月 1日，建國後第一個國慶典禮受閱隊伍高舉斯大林大元帥畫像； 1953年 3月 9日，中共為斯大林舉行追悼會，六十萬人出席，毛澤東獻花圈。中共一切以蘇聯馬首是瞻，牢守在國際共產陣營，而與英美的資本主義陣營對峙抗衡。中共經常義不容辭地為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出聲，並且會作出實質性的支援。 1950年，建國後次年， 10月，彭德懷率領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 1953年 7月，戰爭雙方簽訂停戰協定。從 1949年到 1975年，在天安門廣場，至少有過十八次，逾十萬人以上的大遊行，不是反英美帝國主義，就是支援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如朝鮮、越南，及非洲剛果等國。

1969年天安門的毛澤東和他的紅衞兵。

以反智情緒推動大躍進
中共建國後，第一次建立起一個自辛亥革命以來無法建立的全國性的政治權威。通脹受到了控制，外國特權取消了，貪污遭到制約，婦女獲得新的解放等等，新中國有一個好的開始。 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實施了，亦即系統性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開始。這又證明是十分成功的。國民所得與農業生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小學生入學率增加了 25％。不過，應指出，中共也採用了蘇聯快速工業化的模式，為了重工業，不得不以農業為代價，當時 156個蘇聯工廠，幾乎所有皆是重工業。但是第二個五年計劃還未出爐，卻已夭折了，因為它已被毛澤東親自領導的「大躍進」取代了。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是有意識地擺脫蘇聯的發展模式，自我為師地開進入社會主義的快車道。毛澤東何以會有這樣的冒進行為？可能的解釋有二：一是外部的，一是內在的。從外部言，自斯大林逝世，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此使毛極不愉快，毛可能覺得斯大林在世界共產運動中的位置是應由他這個正統的共產黨人取代的。在大躍進期間，他曾當面告訴赫魯曉夫，通過公社制度，中國將比蘇聯更快實現共產主義。毛認為赫氏為修正主義者。從內部言，毛這個冒進行為是與他對知識分子之失去信心所發動的反右運動有關的。在毛澤東的雙百方針中，毛鼓勵知識分子大鳴大放，他原以為他與黨都會受到知識分子的歌功頌德，但不意引來的卻是嚴肅的批判。毛的反應是，他的思想改造運動沒有成功，共產革命缺少又紅又專的忠誠支持者。因此，毛不信任知識分子，甚至有知識分子最無知的言論，並以農工為智慧的源泉。從而，有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並以一種驚人的反智情緒，推動「大躍進」（ 1958年至 1960年）。大躍進服膺於毛在延安發展的「群眾路線」，通過群眾的動員，搞大煉鋼，搞大壩，搞農村公社化，以跳躍方式把中國推向共產主義。但結果呢？大躍進造成了中國經濟的全面混亂，更造成中國空前的大饑荒，死者約三千萬。

無疑這是人類最大的災難之一。 1959年 7月，在廬山會議中，從井岡山起與毛澤東轉戰三十年的彭德懷大將，在會中坦言親見農民實際生活的惡化，毛澤東竟視彭之發言為對他個人的攻擊，終於撤了彭的國防部長之職，由大元帥林彪代之。廬山會議後，接着又有一次「反右運動」對付大躍進的批評者。毛澤東的個人威望雖然表面無損，但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團結自此有了裂痕。事實上，此時毛不再視自己為全黨之領袖，反把自己看作是黨內「反修正主義」路線的頭領。 1958及 1959年，赫魯曉夫二次訪北京，公開批評大躍進之浪漫不實際，毛澤東已經有一想像，即中國共產黨內也有了赫魯曉夫式的「蘇修」分子了。實際上，六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之爭，此時已經在毛的心中醞釀。

收拾大躍進災難的擔子是落在共產黨的劉少奇、鄧小平肩上的，我們看到 1959年 4月 27日晚，北京市民載歌載舞，慶祝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其實，當時毛是自己決定退居二線的。他為何如此做？不易判斷，但可肯定的是，毛決非被迫才讓位給劉少奇的。當大躍進還在治痛療傷，國家經濟正在慢慢復原之際，中國大地又爆發了一場令世界錯愕不已的，令中國陷於十年動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由參加共產主義革命起家的毛澤東親自點燃火頭，針對中國共產黨的大革命。

十年文革殘害知識分子
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革命烈火遍及全國，不過，這場大革命的發生地在北京，大革命的主角是毛澤東，所以，天安門城樓、天安門廣場，相當集中地記錄了文化大革命的過程與始末。毛澤東於 1966年 8月 5日手寫《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打響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炮。 8月 18日，北京天安門出現了百萬群眾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澤東戴上「紅衞兵」袖章。此後，毛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在 8月、 9月、 10月、 11月八次接見全國師生及紅衞兵達一千一百萬人次，掀起熊熊烈火的文革狂潮。一個具有奇里斯瑪，並擁有無數「偉大」（如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稱號的毛澤東，在樓台上向下面巨大廣場上黑壓壓一大片、一大片的紅衞兵揮手，紅衞兵人群仰視毛主席，如見神人，如癡如醉的呼泣號叫，是天安門廣場前所未有的奇觀。共和時代固然無，帝制時代亦未曾有。本攝影集中，可見到 1966年 8月 18日群眾高舉毛語錄呼喊「毛主席萬歲」，也可見到紅衞兵揮舞「紅寶書」，以及 1969年 5月 1日，北京慶祝五一勞動節遊行，毛澤東巨大人像，站在方陣中心，緩緩前進。文化大革命之主題是「反修正主義」、「反官僚主義」，但社會上又有「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破四舊。事實上，文革反中國傳統文明，也反西方文明，是一個反文化的文化革命。 1966年 12月 19日、 1967年 1月 1日，天安門廣場有徹底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群眾大會」。在這一時期，紅衞兵在林彪的解放軍默許或支援下，衝毀了黨機器和教育系統，唯一倖免於文革滅頂災難的恐怕是周恩來全力保護的二彈一星的國防尖端科技。紅衞兵的奪權，政府已經停擺，而紅衞兵之間又有派系衝突，一段時間，解放軍亦出現支持與反紅衞兵之分裂，全國瀕臨內戰情形。文革之高潮是 1969年 4月召開的黨九大，由林彪作政治報告，在會議與黨章上，規定了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文革雖於中共九大宣佈結束，但實際上，在所謂「四人幫」掌權下，文革之惡行，從未停止，直到 1976年隨毛之死才終結。文革之禍害，迄今無法確知，據說被誣害的黨政、學術人士，有七十萬，其中三萬五千判死，身心被摧殘者，自殺者，更不知其數，連國家主席劉少奇也被摧殘侮辱致死，毫無疑問，知識分子在文革中遭到史無前例的殘害，文革可謂是反智主義的終極表現，所以文革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的扭曲與破壞，是日本侵華八年戰爭後最嚴重的。

在文革中的「毛澤東崇拜」，有所謂「三忠於」與「四無限」。「三忠於」即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的革命路線。「四無限」即對毛無限熱愛，無限敬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能不說這是對「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的大諷刺！？毛澤東一生與兩大革命有關，一是締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一是反文化及文明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成也革命，敗也革命。

1976年是毛澤東時代結束的一年，天安門見證了一幕一幕的歷史大事。 1月 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11日周之靈車駛過了天安門，幾十萬民眾，自發送行。 4月 1日至 4月 5日，成千上萬的群眾自發來到天安門廣場，追悼一生謀國以忠的周總理，並聲討四人幫（以毛夫人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在 1973年曾有「批林批孔」運動，矛頭直指周恩來）。在紀念碑堆滿了花圈花束，張揚起「若有妖魔興風浪，人民奮起滅豺狼」的條幅。天安門廣場的民眾更把周恩來畫像掛上天安門，悼念周之青年邊走邊唱《國際歌》，一幅題為《團結起來到明天》的照片，生動記錄了天安門「四五運動」的青年風貌。是年 7月 29日，受唐山大地震波及，一些市民在廣場上搭起防震棚。 9月 9日，毛澤東逝世， 18日首都百萬群眾在廣場舉行追悼大會。是年 10月 6日，被毛澤東稱為「老實人」「你辦事，我放心」的華國鋒聯手葉劍英、汪東興等，突然抓捕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的「四人幫」。消息傳出，萬民歡呼，長安街上到處是歡慶人群，天安門廣場更多民眾以各式標語、漫畫，表達內心之喜悅。

10月 21日至 23日，首都群眾數百萬人連續遊行，慶祝粉碎四人幫。同時，這也宣告了毛澤東時代的結束。

天安門廣場矗立孔子雕像，民眾鞠躬拜祭。

八十年代初天安門世俗了
毛澤東時代結束後，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行程。中國清明地走出意識形態的迷陣，轉向實踐理性為主導的發展。 1978年 12月 18日至 22日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以鄧小平為領導的實踐派共產黨人的一次決定性的勝利。這次會議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特別是把經濟發展作為黨政的中心工作。中共中央揚棄了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或「急風暴雨」的群眾鬥爭）的決策。

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不止是對文革以來政策的徹底「撥亂反正」，也是挽救社會主義命運的一項有先見性的自我改革（中共是世界社會主義國家中最早實施改革開放的）。鄧之撥亂反正的第一步便是重建黨的正道，平反在文革以及反右運動中受害的黨政老幹部和知識分子。這在胡耀邦任總書記任內平反寃假錯案最為徹底，其中彭德懷與劉少奇的平反，是對毛的極左是有針對性的。 1980年 5月 17日，中共為劉少奇舉行國葬儀式，天安門廣場下半旗致哀。天安門看到顛倒的歷史再被顛倒回來。中共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雖決議毛在大躍進與文革中的嚴重「左傾錯誤」，並指毛在晚年搞「個人專制」，搞「個人崇拜」，但總因毛是「黨和國家的締造者」，所以毛澤東畫像一直掛在天安門城牆上。

趙紫陽 1989年 5月於天安門廣場說：「我來晚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政府大力增加農業和輕工業投資，農業去公社化，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生產大幅提高，私有企業也迅速發展，回復了城市的生命，由於開放政策，中國進入了國際貿易和金融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國得到了需要的資本和科學與工業技術，在最初階段香港和台灣是主要渠道。政府在靠近香港與台灣的中國沿海城市建立了一批「經濟特區」，把經濟決策權下放到各個企業，並逐步結束國家企業職工終身制。鄧之第一個十年，把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結合起來，主要在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中國的社會，特別是城市，顯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與生氣，人們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有了變化。整體上，鄧之改革開放是極得民心的。 1984年 10月 1日，天安門舉行慶祝建國 35周年，有大閱兵和群眾遊行，群眾自發地打出「小平你好」的橫幅，這是人民對鄧小平很人性化的示意。

八十年代上半期的天安門廣場氣氛不一樣了，簡單說，不那麼濃的政治味了，是世俗化了，庶民化了，我們見到市民清晨在廣場習練太極拳，自得其樂的老人在廣場遛鳥，娃兒們奔跑歡躍玩風箏，可口可樂進了故宮，高䠷的法國模特兒也在天安門前亮相了。八十年代在天安門最強烈的感覺是中國開放了，中國已不孤立鎖國了，中國甚至向共產主義頭號死敵美國伸出友誼之手了！這當然要回到 1972年 2月 21日那個晚上，那一晚美國總統尼克遜秘密訪問中國，到中南海書房與毛澤東會見，中美關係從此進入新的紀元；那一晚，尼克遜車隊經過天安門廣場時，廣場寂無一人，天安門見證了這一幕的歷史。

十年的改革開放，雖然取得了重大成績，但也出現了社會經濟轉型中的問題。八十年代中期，官僚資本主義的現象已經萌現，而城市失業嚴重，通脹率更有高達 30％者，社會普遍有不滿，知識界對中共 78後的新政策是歡迎的，但對於政治體制改革更有期待。 1986年 12月科技大學學生因對人民基層代表選舉不滿，發起抗議，立即引發長江流域十數個城市的響應。此一抗議學潮到 1987年 1月漸次平息。平實而言，此次學潮之主題訴求，是與 1978年以來中共倡導的現代化改革之主流思想相契合的，但在受過文革之苦的領導層眼中，認為學潮是文革苗頭的再現了。學潮之處理雖不失理性，但學潮後中共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不是運動的運動，卻是大不幸。而令人震驚扼腕的是一向負責推動改革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自我批判」與「嚴肅的同志式批判」下辭職了！胡之去職，不啻是鄧小平改革事業中斷一手臂，對整個改革之形象也大有損傷。

趙紫陽繼胡耀邦為總書記後，在經濟領域加強了力度，為促進進出口型經濟，提出的「沿海戰略」，使對外貿易蓬勃發展，各項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使勞動力市場與土地市場均迅速發展，「價格改革」更進一步推進市場經濟。 1987年 11月的中共十三大，趙紫陽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報告，是七次易稿，五千人參與草擬的集體創作，相信這是體現了鄧小平的思維。趙指出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中國「在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也是一個「農業人口佔多數，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農業國，逐步變為非農業人口佔多數的現代化工業國的階段」。中共經過毛澤東三十年的統治，「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這樣的思維的提出是需要「理論的勇氣」的，這無疑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大文獻，但應該指出，這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提及到政治體制上的黨政分家，法制的建立，但沒有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把「堅持改革開放的總方針」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兩個基本點」。

八九年天安門經歷大悲劇
十三大誠然是改革派的勝利，但是中國社會如此大幅度、大速度的轉型，通脹、失業、官僚資本主義等問題，自「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來，一直有增無減。 1989年 4月 15日，胡耀邦因心臟病去世。人民大學學生為悼念胡耀邦，聚集天安門廣場，遊行示威。有的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呼籲結社自由、新聞自由等基本權利，之後連續多日，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很快變成民眾共同訴求的表達。有一個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部份員工製作的花圈輓聯，最受傳誦，輓聯是「萬民盼邦耀，民為邦本；舉國呼耀邦，邦國永固」。在胡耀邦追悼會後幾天，學生領袖宣佈成立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統一協調北京二十一所大專院校的學生行動，包括罷課和街頭演講等。情勢明顯轉趨激烈。但到此刻為止，學生的行為基本上是溫和的，非暴力的，他們爭取民主，譴責貪污，純然是愛國的動機，不過，有些批評鄧小平的言論，只能說是極端性情緒宣洩，如把鄧嘲笑為清末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 4月 26日《人民日報》社論，把學生示威說成是「在全國製造動亂」的「有計劃的陰謀」，是為了「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顯然，《人民日報》的社論對學生示威的屬性也是選擇了一個極端性的判定。之後幾個星期，天安門前，一日一個情況，一次比一次激情，學生與當局可能並應該有一個妥協，和解之門都逐一關閉上了。 1989年 5月 4日，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北京三十所大專院校六萬學生遊行到天安門，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與非學生，北京的老知識分子，黨的媒體記者、工人，也都加入了示威行列。

中共三代領導人亮相天安門 60周年國慶大典。

奧運申辦成功，民眾在天安門慶祝。

1989年 5月 15至 17日，預定是蘇聯戈爾巴喬夫的中國之行。他與鄧小平的會面將標誌中蘇兩國近三十年的敵對狀況的結束。戈氏與鄧小平都是共產國家的改革派的風雲人物，故這兩位領袖之會見被視為二十世紀歷史性的大事件，正因為如此，全世界數以千計的電視記者都雲集北京。而此時，天安門廣場已為絕食學生及支持者所佔領，也正因為此，全世界的電視焦點，從人民大會堂室內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身上轉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學生領袖一夜之間成為世界媒體的英雄。因此，一幕一幕充滿英雄風采的電視畫面進入到全世界的百姓之家。矗立在天安門前的「自由女神像」更吸引了萬千人眾的眼球。戈爾巴喬夫在北京三天期間，群眾對民主之支持一浪高過一浪，參加遊行人數已超過百萬，而參加者更是各行各業，甚至是國家體制內的工人、黨政幹部、教師等等。 5月 19日，戈爾巴喬夫離開北京次日，北京宣佈實施戒嚴，是日黎明，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他說：「我來得太晚了！」 5月 21日後，又是一百萬市民的遊行抗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支持學生要求的聲明，呼籲撤除戒嚴令。顯然黨政內部已經出現分歧，而此時此刻，天安門廣場的龐大群眾無懼戒嚴，堅守下去，儼然已是一個「城中之城」。事態發展至此，和平解決已是道斷路絕， 6月初，二十萬軍隊兵臨北京城下， 6月 3日晚至 4日清晨，軍隊進入城區，奉令強行清理天安門廣場。雖然天安門廣場基本上沒有人員傷亡，但坦克與步兵從天安門兩側的東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挺進時，城中居民與工人在奮力阻遏中，遭到無情的鎮壓與槍殺，傷亡人數迄今無確切數字，但從當時電視播放的片段中，從午夜到清晨，所見到的是一片片令人痛裂肺腑的黑色中的血光。事後官方稱之為「六四風波」，事實上，這是當代中國改革途中的一場大悲劇，一場並非不可避免的，絕對沒有勝利者的大悲劇。當然，這也是天安門廣場所經歷的最難承受的一段歲月。六四後，中國在國際上一度陷入新的孤立，而天安門廣場再難見到八十年代初期市民那份不設防的歡笑。

九七年香港回歸，天安門廣場倒數計時。

九七年天安門慶祝港回歸
歷史的發展誰能預料， 1991年，蘇聯共產國際體系竟然崩潰了，日裔美國學者福山作出了「歷史終結」的誤判而名噪一時。 1992年 1月 18日，八十七歲的老人鄧小平展開了為期五星期的著名的「南巡」，他視察了廣東、武昌、上海以及深圳和珠海兩個經濟特區，鄧小平當然清楚國際共產主義解體的歷史事實，他更相信中國之所以沒有同樣遭到蘇聯的命運，正是由於中國有 78年後他一手開啟的改革與開放，「六四」並沒有動搖他這個信念，所以在南巡的講話中，他堅定地表示，必須「深化」市場經濟的改革。對於鄧小平來說，中國的繁榮強才是社會主義的目的，他是一個十足的民族主義者。南巡時，鄧小平雖然不再擔任職務，像毛澤東一樣，他擁有的是個人魅力的奇里斯瑪權威（ charismatic authority）。奇里斯瑪權威來自個人非凡的成就，鄧小平的非凡成就不止是他在建國事業中的貢獻，更在他 78年主創的改革與開放，這是一次挽救與開啟黨與國家命運的劃時代之舉。 92年的南巡堅固與深化了 78年的改革與開放，並自此開啟了以後二十年中國持續的大發展，使中國百年的現代化工程達到了新的高地。

1989年 6月後，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為鄧小平選拔接替趙紫陽出任總書記。江澤民忠實地執行鄧的經濟高增長與市場化的政策，同時，副總理朱鎔基也為鄧起用，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朱實行了強硬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建構經濟的新秩序。 1998年他接替李鵬出任國務院總理。從 1991年到 1997年，中國國民經濟總產值平均增長率為 11％，這是令舉世羨嘆的高速。實際上，中國的經濟規模此時在世界已居於第三或第四的位置，中國已被賦予「世界工廠」的稱號，「中國崛起論」、「中國威脅論」開始成為世界媒體的大話語。就在 1997這一年的 7月 1日，香港這個英國統治了 140年的殖民地正式回歸祖國，北京有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聚會，迎接香港回歸的歷史時刻。香港成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的憲政框架下，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繼續其資本主義的制度與生活方式，而「一國兩制」的創立者鄧小平，卻於是年 2月 19日逝世。

鄧小平的逝世，不止是鄧小平時代的結束，也是中國百年共和革命以來出現的「偉人政治」統治形態的落幕。在百年共和之路上，由於共和（民主）權威之不立，先則有袁世凱以次軍閥靠武力建立的「威權政治」，此即是「強人政治」。此後，則出現了另一種特殊的「人治」的統治形態，即「偉人政治」。百年來，孫中山有個人魅力，但從未真正主政，故孫中山是偉人，但沒有「偉人政治」。孫中山之後，蔣介石、毛澤東的統治是典型的「偉人政治」的極致。毛之後，九州大地，唯鄧小平才能有建立「偉人政治」的魅力與威望。今天的中國，毛像豎掛在北國的天安門，鄧像則矗立在南國的深圳。「偉人政治」可以旋轉乾坤，創造新運，但畢竟是一言可以興邦，也一言可以喪邦的「人治」，與共和權威建立的憲政秩序的「法治」是絕不一樣的。「偉人政治」結束後，政治秩序之建立最能長治久安的只有憲政民主的法治了。

2000年，中國進入 WTO，中國的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自此，中國以雄健開放的姿態跨進二十一世紀。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成長，緊接着前二十年的發展，中國的現代化工程由點而線而面，在不流血的「生產革命」之後，接着的是一個如百花綻放的「消費革命」，人民的消費者主權意識油然而生，而大幅度的城市化（成百上千個大小城市），資訊（特別是互聯網與手機）與交通（特別是公路、鐵路與航空）的擴大深化，九州大地悄然已換上新裝，同時，金融、國防、教育、科技、學術、文化與媒體等各個領域均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中國社會的面貌與體質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中國前現代型社會快步向現代型社會轉型。在這個中國大轉型的過程中，中國崛起了！

中國崛起的意義有二：一是中國百年的現代化在近三十年中突飛猛進，中國有力地在擺脫千年古老農業社會的貧窮愚弱，中國已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百年追求的富強之夢，更深刻地說，一個中國的「現代性」，也即一個中國的現代（工業）文明秩序，正初步形成；二是中國已融入全球化的大潮流中，新世紀以來，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舉世公認的經濟大國與強國。自十六世紀，特別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世界的權力版圖顯示了西方（歐洲與美國）上升為世界的「中心」；而古老的中國則由上國而下降為世界的「邊陲」，而自上世紀末，特別是新世紀以還，中國以一個新文明姿態從世界邊陲上升為多元的世界的中心。

新世紀的十一年，也是「百年天安門」的最後十一年，這十一年，中國的改變太大了，世界的改變太大了；事實上，北京也早已由一個古老皇城變成一個世界的現代大城市了（天安門後面有紫禁城的故宮，今天天安門前面又添了一個現代型的國家大劇院了），但是天安門依然是北京，依然是中國的一個最具象徵性的地標，天安門依然見證了中國在新世紀中的大變化與大發展。在這本攝影集中，我們看到發生在天安門門前門後的一些有歷史性，有時代感的圖片： 2001年紫禁城內舉行享譽世界的三位男高音（柏瓦羅蒂、卡西拉斯和多明戈）的演唱會； 2004年讓．米歇爾．雅爾（ Jean Michel Jarre）在紫禁城的音樂會； 2005年 4月中共胡錦濤總書記與國民黨主席連戰的歷史性會見； 2006年 8月，天安門廣場上求婚的市民生活新態； 2008年 5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天安門廣場下半旗哀悼； 2008年 8月 6日，北京舉辦有史以來最成功之一的奧運會，姚明手舉火炬跑出天安門， 8月 9日天安門廣場上民眾為奧運喝彩； 2009年 7月，天安門廣場上兩位外國女青年在「品味北京」， 10月 1日，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大典，天安門城樓上出現有中共三代的領導人，六十周年大閱兵的導彈展示； 2011年 1月 13日，天安門廣場東側國家博物館前，外地遊客瞻拜孔子像。

民眾在天安門集會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

天安門見證百年共和之路
《百年天安門》見證了中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它見證了二千年帝制的落幕，也見證了共和國的誕生。共和是一早產的嬰兒，自誕生之後戰亂相尋，共和之秩序始終沒有建立，但中華民國之後，繼而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和民主始終是國人追求之夢。自 1911年後，中國已走上共和的不歸之路。百年以來，先則有袁世凱以次軍閥的「強人政治」，繼則有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的「偉人政治」，中國的政治秩序是依靠「強人政治」與「偉人政治」而建立的「威權」，而非依共和「權威」而建立的憲政法治。鄧小平去世之後，江澤民、朱鎔基與胡錦濤、溫家寶二代領導人，秉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國策，在現代化，特別是經濟建設上取得了舉世稱羨的成就，三十年以來，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止實現了百年富強之夢，中國且已由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這個可以稱得上偉大的成就無疑給予了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與認受性。

但我們知道，在中國這個社會大轉型中，也出現了社會轉型與「轉型社會」的種種問題，如貧富之懸殊，城鄉之落差，環境之污染，貪污之深廣化，市場規範之缺失，公義訴求渠道之淤塞，這些都會影響與損傷社會之和諧與安定，並足以動搖與挑戰統治之正當性與認受性，對於這些病象與惡症，世上並無萬靈之藥方，但世界政治之經驗一再證明，共和憲政的法治是最能消解體系內的矛盾與衝突的政治體制，也是相對代價不是最高而最能長治久安的政治體制。說到底，中國夢寐以求的一個現代文明秩序，必然是一個憲政民主的法治秩序。百年共和之路，如泣如歌，今天該是人民共和國強化與完善一個人民共和秩序的時刻了。

天安門已六百年了，它依然會巍然存在，百年來，它見證了人間正道是滄桑，共和是充滿滄桑的正道。(二之二)